简单的事情，为什么会搞得如此复杂?

　　乡村医生冯汉良，手中握着《万荣县卫生系统干部登记表》，上面盖着“万荣县档案馆”的大红章。万荣县卫生局却称，在县档案局的档案中，查不到冯汉良的干部登记手续。

　　冯汉良今年91岁了，他把10年上访的“成果”在地上摆了一圈：有写过N次的申诉信，有政府文件、知情人的证明信、政府部门的答复，还有法院的裁判文书。10年来，他最大的感受是被别人“推来推去”。

　　个头不高，身体硬朗，眼睛不花，耳朵稍背。冯汉良说，他还能骑“电驴子”进县城，30多里地，有时一天能打两个来回。

　　为了恢复“干部”身份，冯汉良称他往县里跑了足有上百趟，去运城几十次，上太原两回。他说：“山西解决不了问题，只好进京‘上访’了。”

　　乡村医生手里的“铁证”

　　6月15日下午，冯汉良在家人的陪同下，再次来到万荣县档案馆。10多分钟后，工作人员把一份盖着大红章的《万荣县卫生系统干部登记表》复印件交到了冯汉良手中，上面注明“此件复制于卫生局长期21卷”。

　　干部登记表是1960年8月30日填写的，上面记载，冯汉良1950年3月参加工作，时年34岁，任南吴保健站站长，工资每月38元。按同时拿到的另一份文件记载，冯汉良的级别为“18”级。

　　工作人员说，这个文件对冯汉良不保密，他只要拿着身份证，随时都可以来查。

　　这是冯汉良第二次从县档案馆拿到同样的文件，2008年6月那次，文件被冯汉良搞丢了，“年纪大了，记性越来越不好。”

　　“这是铁证。”冯汉良对记者说，原来他还有10多件多年行医的证件，放在一个包里，但在县城被小偷偷了。

　　冯汉良说，如果能恢复“干部”身份，自己每月大概可以领到上千元的退休金，多年的补偿，还能享受公费医疗。但现在，每月只能领到几十元国家发的老年补贴。

　　“这不仅仅是钱的事，我当了一辈子医生，给村民治了一辈子病，明明是一名卫生干部，怎么最后变成一个农民了。”

　　冯汉良要较这个真儿。

　　1962年的人生逆转

　　冯汉良出生在万荣县，从小跟伯父学习祖传的中医，后来又自学了西医，解放前就已独立行医。

　　他回忆说，1948年10月，解放后的万荣县政府把乡村医生召集到一起，开了三天大会，从那时起，冯汉良就归卫生系统管了。1949年8月，当时的县卫生局把冯汉良调到乌苏重点乡创办乡联诊所，冯是医生兼所长。1953年冯被调到南吴乡南吴村创办乡联诊所，当所长。1956年公私合营时，冯被调到皇甫乡开办乡卫生院，冯的私有药品和医疗器械全部归了乡集体所有。1960年，冯又被调回南吴乡创办5个大队的联合卫生所，任所长。

　　1954年，冯汉良被定为“非农业人口”，吃“国供粮”。1960年的材料上显示，他被评定为“18”级，月薪38元。

　　6月17日，记者来到东杜村，留守村中的老人们正围聚在小卖部前的场院。提起冯汉良，没有不认识的，村民的印象里，冯汉良善良、勤恳，话不多，天天背着一个卫生箱。

　　“村里人有啥毛病第一时间就找冯汉良。过去冯行医时还收点钱，现在找冯汉良不用花钱。”村民说。

　　然而到1962年，冯汉良的人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逆转”。

　　这年7月，冯汉良被停了“国供粮”，户口转到皇甫乡的东杜村，由“非农业人口”变成了“农民”。按冯汉良的说法，他从干部变成了农民，但当时还可以领到每月38元的工资。

　　1967年，冯汉良的工资被改成了“工分”，按工分每月领取38元。到了1987年，冯汉良所在的诊所被“承包”，冯汉良不得不“下岗”，没了收入。此后，他在乡间行医，每月能有几十元的收入。

　　1991年到2001年，冯汉良也开始承包一个小诊所，以此为生。作为农民，年事已高的冯汉良开始可以领到国家发的每月几十元补贴。

　　冯汉良的工作经历，万荣县当地并不否认。在县卫生局的报告中说，卫生局的原始资料里可以查到冯汉良的基本情况。

　　丢了的“干部”身份

　　2006年，冯汉良开始了解到，和他有相同经历的人，有人已经恢复了干部身份，退休后每月可领到上千元的退休金。

　　冯汉良说，1962年把他转到东杜村当农民的时候，没有征求过他的意见，没有人找他谈话，他当时的心态就是“服从”。

　　后来冯汉良才知道，策上有个说法叫“六二压”。所谓“六二压”，是1962年前后，国家出于当时国内的现实状况，进行的一次精减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调整。

　　冯汉良查到的一份1961年的文件说，为了精减城镇人口，要让农村来的新职工回乡，并写明要精减的是“职工”而非干部，并且是1958年以后参加工作的职工。另一份1963年的文件中说，要精减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但也明确是1958年以后的“新干部”。

　　文件里还写明，对于1952年以前参加工作要精减的人员，需本人自愿，还要保留干部身份，原单位另列编制，工龄照算，公费医疗待遇不变等。

　　冯汉良意识到，自己被从 “干部”变成“农民”，本身可以说就是一个“冤案”，因为他是1950年参加工作的“干部”，不符合“六二压”的文件精神。

　　冯汉良对记者说，他还记得他曾到有关部门查看到万荣县当年“六二压”的人员名单，名单上找不到他的名字。后来他想复印这份名单作，但没有被允许。

　　让冯汉良遗憾的是，当年曾有解决“六二压”问题的机会。当时他不懂，也不知道，就错过了。

　　不止一名当地已退休了解冯汉良情况的老领导、老朋友，为冯写过证明材料，认为冯当年按政策不应被“压”，现在应合理解决，恢复公职，但问题却迟迟没有解决。

　　被“推来推去”的10年

　　从2006年冯汉良开始向上反映自己的问题，迄今为止，万荣县里的有关部门跑了不下上百次，运城市里的有关部门去了几十次，太原市的省里有关部门也去过两次。为此，他还打过一场官司。

　　10年下来冯汉良说，他最大的感受是被别人“推来推去”。

　　冯汉良对万荣县城跟他家里一样熟悉，哪个部门在哪?路怎么走?他坐在“电驴子”后座上能一一指明。

　　去太原一次，冯汉良要一早从村子出发，在路边搭上去稷山的长途车，然后从稷山转乘去太原的火车，晚上8点才能到。来回一趟要花差不多200元，在太原在朋友，可以让他省下一些住宿费。

　　冯汉良也承认，有关部门为他的事做了一些工作。冯汉良说，两年多前，县里乡里专门开会，后来决定每月给他补助200元钱，由乡卫生院出。

　　不过冯汉良说他不想要这笔钱，他更想要的是他的“干部”身份。他认为这笔钱跟他要解决的事情是两回事。冯汉良挺纠结，他担心有关部门给他这笔钱后，就不管他的事情了。

　　冯汉良的家人也是同一态度。冯汉良拿到的干部登记表，足以证明他当年的干部身份，他理所应当就是万荣县卫生局的“干部”。冯汉良的家人一再表示，他们不提过份要求，按国家规定办就好。

　　2010年9月，万荣县卫生局的报告称，经多次查证，在县人事局、劳动局、县档案局的档案中，均查不到当时有关部门关于冯汉良的干部登记或工人招录手续。

　　报告最后说，解决此问题的关键，一是查找能具体证明本人当时身份的原始证据。二是经查证确属国家干部或职工……，可根据有关精神“予以解决”。

　　冯汉良提供的2016年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几份信访答复件中称，一是由当地乡政府协调乡卫生院和村委会适当给予冯生活照顾;二是认为现有证明材料无法确定冯原有身份，冯的诉求不合理，建议冯行政诉讼解决问题;三是告知冯不再受理其信访。

　　县卫生局：我们很同情

　　6月19日，记者到万荣县政府有关部门核实冯汉良有关情况。县政府工作人员告知，主管县卫生局工作的领导当天外出工作，建议记者到卫生局了解情况。

　　县卫生局一位领导称，县卫生局主要领导目前不在岗，了解冯汉良情况的工作人员也外出工作了。他已看到了冯汉良新递交的材料，待了解情况的工作人员回局后，会尽快作出回应。

　　6月21日，县卫生局了解情况的工作人员，主动联系记者接受采访。这位工作人员表示，政府部门很同情冯汉良。

　　这位工作人员告知记者，冯汉良当年确实在县卫生系统工作过。但是，在卫生系统工作过的人很多，有不同的身份，很多人是临时身份。后来有的人办理了转干或转为正式职工的手续。

　　这位工作人员回忆，县卫生局到县有关部门都没有查到冯汉良相关的转干或转为正式职工的手续。2010年时，他参与了县卫生局报告的修改，那时没有看到过冯汉良现在提供的这份干部登记表。

　　至于冯汉良现在提供的这份干部登记表能否确认冯的“干部”身份，这位工作人员表示，还需要县政府的相关部门再进行调查确认。

　　对于有关部门的答复，冯汉良说，10年来他听到过太多太多，起初满怀希望，后来希望一点点变小。

　　“我想去北京”，冯汉良说，省里还解决不了的话，他没有别的办法，但他说，北京有国家大事的时候，他是不会去的，他懂事理。